[摘要]《萬歷十五年》究竟是一本什么樣的書，值得一讀嗎？《萬歷十五年》是一部歷史著作，由中國歷史學家黃仁宇所著。該書主要講述了明朝時期的萬歷皇帝和中國社會的變遷，是對明...
《萬歷十五年》究竟是一本什么樣的書，值得一讀嗎？
《萬歷十五年》是一部歷史著作，由中國歷史學家黃仁宇所著。該書主要講述了明朝時期的萬歷皇帝和中國社會的變遷，是對明朝時期的歷史背景和政治制度進行深入探討的經典之作。
這本書的確非常值得一讀，因為它不僅提供了對明朝歷史的深入理解，還開拓了讀者對中國古代歷史的認知。它以約翰·坎普頓（John Edmund Gardner）的筆觸和艾德蒙·莫里斯（Edmund Morris）的風格寫成，既有歷史學家的嚴謹和深度，又有文學家的幽默和諧趣味，讀起來非常有趣。
總之，《萬歷十五年》是一本不僅僅是歷史研究者，還適合對歷史有興趣的一般讀者的好書。
《萬歷十五年》究竟是一本什么樣的書，值得一讀嗎？
《萬歷十五年》對于傳統唯物史觀的大陸史學界人來說，在當時還是具有一定借鑒意義的，特別是對于剛改革開放，還沒有接觸過歐美歷史研究體系的人來說。這本書提供了一種，全新視角的敘述歷史方式，給人一種新的可能。不過，這也僅僅只一種可能。
黃仁宇先生也以明朝的萬歷十五年作為一個角度，剖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負作用”。他似乎看到明朝的傳統社會雖然表面上井井有條、秩序森嚴，而實際上卻是人治之下的混亂，缺乏一定的制度管理。如，中國當時軍隊很多，機構重疊，當官的很威武，當兵的也不少，手里都持有武器，但都不能對敵。
黃仁宇先生還從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個方面來考察，結果都不盡人意。然而明朝理學盛行，各種禮儀、禮節、風俗習慣無一不程序嚴格，存天理、滅人欲的學說成為當年的主流官方文化。不要命而只要面子的風俗禮教形成了明朝特定的人格傾向，也注定了軍民遇到大災大難時候的退讓和恐懼，這樣的軍隊也不會有戰斗力，因為士兵們都來源于受到深刻理學毒害的民間百姓。
黃仁宇認為從儒學的發展階段來看，萬歷年間是儒家思想的鼎盛時期，從生、長、盛、衰的角度來看，它已經面臨著衰亡了。在這個時候，如果有研究和相信歷史循環論的思想家們就應該提醒明朝該警惕了。而且，中國必須從一個靠等級制度來管理的國家，過渡到靠制度化來管理的國家了。
到這里，我們漸漸了解了作者的歷史觀，他是把對明朝的歷史宏觀的概括落實到了微觀的對個人的考察上。
無論政治家張居正還是申時行，軍事家戚繼光，還是思想家李贄，不管他們做出怎樣的努力，明朝的衰落已經無可避免，而究其原因，則是明朝開國以來的各種制度和舉措造成的，再甚至是中國傳統的社會結構造成了整個中國近代以來的落后。
黃仁宇先生認為，明朝采取嚴格的中央集權，施政方針不著眼于提倡扶助先進的經濟，以增益全國財富，而是保護落后的經濟，以均衡的姿態維持著王朝的安全。這種情形，在世界史實屬罕見，在中國歷史上也以明代為甚。這種維護落后的農村經濟、不愿發展商業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國在世界范圍內由先進的漢唐演變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黃先生還認為這一切的癥結在于中國兩千年來，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極，張居正在制度不能管理地方時啟用私臣效忠，申時行企圖用四書五經來調和文官集團的種種矛盾，戚繼光同樣組建了對自己誓死效忠的軍隊，但這一切，無助于解決制度上的弊端，無助予改變落后的經濟生產方式，最終為僵化的體制所吞噬。
因此可以說，他們癱瘓的原因非在自身，而在于他們奮力維持欲使之永存的文化機制。
黃仁宇用大歷史觀來寫《萬歷十五年》，強調中國古代缺乏有效的數字與技術管理，最終使得國家發展落后。這種數字技術管理的思想則帶有很強的自我意識和以現代眼光評價歷史，這是缺乏實證科學與唯物主義思想。
歷史不是簡單的進化論，更不是簡單的縱向比較，一個制度的好壞要和當時的歷史水平比較，而不是用現代人的理解來批判，因為這種批判是無意義的，沒有可以借鑒的。其實這也是中國傳統治史觀念與西方治史觀念的不同。
《萬歷十五年》的成書目的在書中結尾部分可以被清晰地領悟到：“當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各人行動全憑儒家簡單粗淺而又無法固定的原則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創造性，則其社會發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補助技術之不及。”
黃仁宇先生在歷史研究中提出對儒家思想繁文縟節的批判，他發現：儒家學者們學習到的只是單一的封建三綱五常和仁、義、禮、智、信，都是做人的基本準則，搞的都是社會關系。他們尊奉的都是人文精神，缺少的卻是治理國家的手段和經驗，而國家的平穩、現代化發展需要像今天一樣的全面發展的人才，國家的發展需要人文精神和科學技術相得益彰，國家的棟梁也應該如此培養，否則會誤國誤事、害人害己。
他的這一言論在學術界引起爭議，但不管怎樣說，它作為一種歷史現象仍然能夠帶給我們啟示，這使我們對歷史的思考增加了一種角度和見解。不過僅僅是一個角度！
黃仁宇先生用自己的大歷史觀解讀歷史，我認為只能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新的角度而已。他可能想告訴當今世人一些歷史經驗，讓我們引以為鑒，古為今用。但其完全忽略了歷史的書寫是有其深層文化倫理和民族意識的。
黃仁宇先生雖然說是以大歷史觀的角度，在《萬歷十五年》中著重分析了中國古代重道德管理國家而輕技術管理的現實。但其簡單的將道德管理看做四書五經等儒家經典，也簡單的認為中國缺乏數學技術應用，都是浮于表面而失去了內在剖析，還是給人一種霧里看花的結論，并沒有抓到歷史的實質。
另外，關于黃先生的大歷史觀，更多的是一種“西方中心論”，站在西方現代歷史文明的“權威性”下來看歷史，這個所謂的大歷史其實還是在一段時間內的小范疇描述，并不能勾勒出歷史的變遷演進。
此外，關于明朝制度的落后于腐敗墮落，其實也是相對于理想的西方現代（特別是黃仁宇所處的歐美制度上升期）來說，這并沒有什么說服力。
雖然這種大歷史號稱：將目光投射到中國明朝和16世紀世界其他重要國家身上，以500年的歷史長焦距審視中國封建制度的沉淪和歐美興起，跳出傳統史家用抽象的道德賢愚來總結歷史興廢的狹隘框架。但站在今天的時間點上，我們就可以看出其鮮明的歷史局限性。